炼焦煤假期表现及后市展望

弱势一方往往无法依循私法路径，防止或排除其他私主体活动对自身的人身及财产造成的危险，甚至无法理性判断所面临的危险的样态及程度。

首先，就价值主体而言。[50]作为软法规范的党内法规、政协文件在彰显国家意志的前提下，更侧重于反映执政党的领导意志并与其被规制对象的普遍认同、自愿性拥护相耦合，进而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成就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之协商民主思维模式和心智习惯，则能够为相应主体的有序、和谐执政参政行为选择提供兼具确定性、稳定性与灵活性、适应性之公共强制式指引。

但相关研究更多地将依宪执政作为一种相对静态的社会事实抑或规范事实，基于较为传统的问题对策式分析路径展开，较少将其置于协商民主的场域中来探讨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的发展完善问题。在法治中国建设大背景下，探讨作为依宪治国的一个具体环节之依宪执政的构建途径[16]。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成员根据其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不同，可界分为三个同心圆式影响层面，由里及表地生成辐射作用效应。基于此，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特邀人士应积极提升自身协商能力并推动政协组织机构建设。该类规范往往就各方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领导关系、合作关系、监督关系和参与关系予以规制。

例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在二、进一步完善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中明确规定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议政作用中规定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二，人民群众参与协助领导者和参政议政者的权力行使。其次，不影响原告的合法权益标准并不完美。

反之，若仅仅是行政决定书出现笔误或晚送达了一两天等无关程序性权利的情形，则可纳入程序轻微违法的范畴。[19] 参见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朝行终字第150号行政判决书。[29]第四，获知将面临不利处分的权利。[9] 参见朱芒：论行政法上的‘法定程序——关于法解释学基础的点滴认识，《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1995年），转引自注7，应松年、杨小君书，第38页。

其次，程序轻微违法既是一个价值重要性的判断问题，又是一个行为程度问题。依据新法第70条第3项之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的，法院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听证有助于使官方垄断发言权走向理性对话，所有程序参与者都必须通过事实与理由的阐发来沟通与说服，[28]而程序参与者的角色分担具有归责机制，可以强化服从决定的义务感。顺序瑕疵则表现为步骤之间前后颠倒。送达处理决定则保护了相对人的知情权，反映了执法由隐蔽走向公开的文明转向。需借助其他机关协力作出决定的，事后已获此协力。

时至今日，我国尚未出台行政程序法典，对行政程序瑕疵的类型、法律后果及处理方式尚缺乏系统而完整的规定。本案的立案时间为2015年12月14日，适用新《行政诉讼法》。例如负担性行政行为的送达瑕疵，就可能导致自然公正原则中的任何人在面临不利处分时均有申辩权无法实现，而申辩权的行使与结果的公正性息息相关。[25]此种观念即罗尔斯所倡导的纯粹程序正义：决定结果正当的唯一标准，在于遵守一种正确或公平的程序，经由该程序产生的任何结果将被视为公正。

[11] 参见王万华：《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肯定论者则指出此类文件在客观上起到直接约束人们行为的效用，但即便如此，持该论者也多半是附条件地肯认此类文件的法地位。

若借鉴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典即可发现，二者都采取了封闭性的正面列举方式。4.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如何避免过度适用 在实行三分法后，狭义程序瑕疵的法律后果为忽略不计，与此相应的判决方式即为驳回诉讼请求判决。

相应地，行政机关负有说明理由的程序义务，其意义在于制约决定者的裁量恣意，促进权力的理性行使，同时使相对人在理解决定的基础上对其合理性作出评价。毕竟，我国的部分法规范与司法实践均隐含忽略不计的先例。参见宋雅芳：试论违反行政程序的法律后果，《中州学刊》2007年第4期，第94页。第二，责令重作之特殊安排忽略了事实和法律状态有可能发生变化。[21] 参见[美]彼得?H.舒克编著：《行政法基础》，王诚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参见林莉红：《中国行政救济理论与实务》，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1页。

首先，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意味着所触犯的某项程序并非基于保证实体结论的正确性而设。例如，其他由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轻度且不损及相对人权利的程序瑕疵。

[56] 参见江必新、邵长茂：《新行政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68页。易言之，第41、49条提及的三类行为即属重大且明显之违反法定程序。

[16] 参见陈莹莹：程序瑕疵与程序公正，《法学》2001年第7期，第79页。而破解之策则是审慎实行立法层面的三分法，即在原二分法的基础上，引入狭义程序瑕疵之新类型并对其范围加以严格限定。

文章来源：《法学家》2017年第3期。此外，在实行三分法后，为因应就狭义程序瑕疵增设的忽略不计后果，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也将成为行政程序瑕疵的判决方式之一。例如，《行政处罚法》第41条将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处罚决定前，未告知相对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拒绝听取相对人陈述、申辩的行为，明确规定为导致行政处罚不能成立的事由。然而，随着该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晨光初现，晚近的不少观点都主张将其纳入法的范围。

但立足当下，若由法院自行解释狭义程序瑕疵，恐将出现过度适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之态势。为此，应以违反程度轻微且行政机关自行实施了有意义的补正作为适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之前提。

又如，《行政处罚法》第49条对当场收缴罚款却不出具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之行为，赋予了相对人拒绝权。[38] 其二，在相对人申请听证的期限届满前便作出行政行为。

举轻以明重，重大且明显的违反法定程序自然也会侵犯程序性权利，并且是以一个理性正常人的水平即可发现受到侵犯。例如，《解释》第40、41、42条就采取静态的救济之方式，在制度层面作出有利于原告的推定，此时的行政程序瑕疵直接被无视，已经进行的诉讼仍将继续。

[51] 参见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逾期或未满保护期即实施行为，构成行政程序瑕疵。其次，程序轻微违法同样存在两种后果。该学者主张，认定涉案程序违反究竟属于违法、轻微违法抑或瑕疵，必须个案考量是否有碍该程序价值的实现。

在引入狭义程序瑕疵而形成三分法后，有必要在制度层面增设忽略不计（视为合法）之法律后果。草案一审稿以是否对原告权利产生实际影响作为划分行政程序瑕疵类型的标准，而二审稿则以能否补正标准取代前者。

（一）三分法下行政程序瑕疵后果之完善 诚如学者所言：在没有行政程序法且单行实体法律缺乏的情况下，行政诉讼法担纲了对行政行为违法的后果承担加以规范的重任。在司法实践中，行政程序瑕疵之忽略不计乃是通过法院对瑕疵予以指正并驳回诉讼请求的处理方式呈现的，而这种处理方式时刻面临着失范的隐忧。

较早关注此问题的是美国学者萨默斯，其将程序的价值评判标准分为两类：其一，好结果效能（good result efficacy）标准。[60] 杨小君：程序违法撤销与重作行政行为的限制，《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67页。